你一定爱读的极简欧洲史
约翰•赫斯特（John Hirst
欧洲文明源于希腊，经过罗马帝国、中世纪到近代欧洲。第一个感想是庆幸，因为中国文明始终没有中断，没有如作者在书中所言的“绕一圈回来”（回到希腊）的问题。第二个感想却是悲哀，中国文明由于没有中断，因而没有反思的机会，也就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那种再生的动力。第三个感想是自豪，原来欧洲的几次文明变革，动力都来自中国：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第四个感想又是悲哀，中国人的发明“绕一圈回来”，却是欧洲列强的船坚炮利！
本书的重点，在古典时期之后多半放在西欧。在形塑欧洲文明这件事情上，欧洲各地区的重要性并不均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德意志的宗教改革、英国的议会政府、法国的民主革命，造成的影响都比波兰被瓜分来得重大。
基督教——犹太教（犹太民族之宗教）的一个奇特分支。
在希腊的辉煌时期，它并不是一个单一制国家，而是由数个小聚落分区统治，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城邦。一个城邦就是一个城镇，四周有一圈土地环绕，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刻进城去。希腊人喜欢加入城邦，就像我们归属于某个俱乐部一样，是基于一种同谊情感。民主政治的原型就是从这些小城邦里萌生，但它并不是代议式的民主，用不着选举国会议员。所有的男性公民群聚于某个场所就公共事务进行讨论，法律和政策的制定都透过投票表决。
随着城邦人口日益增长，希腊开始派人到地中海其他地区去开拓殖民地。在当今的土耳其、北非沿岸，甚至远至西班牙、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南部，都找得到希腊人安家落户的踪迹。而就在意大利这里，罗马当时只是今日罗马城周遭的一个小村落，与希腊人首度遭逢，进而向他们学习。
罗马人慢慢建立起一个庞大帝国，连希腊和希腊所有的殖民地都在它的疆域范围之内。这个帝国，北以两大河流“莱茵河”及“多瑙河”为界，不过有时也会超越；西边则是大西洋。英格兰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但苏格兰和爱尔兰不是。帝国南边远抵北非沙漠，东边疆界最难确定，因为此处还有一些与它敌对的帝国。罗马帝国涵盖了整个地中海；但它的领土只有一部分属于今日的欧洲，大部分是在土耳其、中东和北非地区。
罗马的精英分子除了说自己的母语拉丁语，也会说希腊语；他们把儿子送到雅典上大学，要不就雇个希腊奴隶在家教小孩。因此，我们谈到罗马帝国时，常形容它是“希腊罗马风格”，是因为罗马人乐见这样的发展。
从几何学中最容易看出希腊人有多聪明。我们在学校里学的几何就是承袭自希腊。
。将希腊字母用在几何里，是提醒人们不忘本。我们这里用了三个字母：α、β、γ。
世界吸引，所有事物都随机又漫无章法地出现。但希腊人相信，这一切都可用简单的道理来解释。这些多元样貌的背后，必然有种简单、规律、有逻辑的原理在支撑，像几何学就是。
有位希腊哲学家认为，所有的物质都是水做的，这显示他们对“简单的答案”多么求之若渴。另一位希腊哲学家说，所有的物质都是由四样东西组成：土、火、水和空气。还有一个哲学家说，其实万物皆由一种微小物质组成，他称之为原子——这可是中了大奖。他根据灵感而做出的猜测，让20世纪的我们又回头去研究它。
我们现在所认知的科学始于四百年前的17世纪科学革命，古希腊的两千年后。现代科学一开始就推翻了当时依然是主流和权威的希腊科学的中心教义，但它之所以能推翻希腊科学，遵循的正是这种希腊灵感：答案应该简单、符合逻辑、能以数学表达。
希腊人为什么这样聪明？我认为我们解释不了其中的原因。照理说历史学者应该能够释疑，可是当他们碰上这样的“大哉问”——譬如说，为什么这些小小城邦能培养出这样深富逻辑、灵活敏捷、心神专注的头脑时，却始终提不出有力的解释。所有的历史学者，就跟其他人一样，只有纳闷的份。
耶稣，基督教的始祖，就是个犹太人，他所有的门徒也都是犹太人。在耶稣传道之时，犹太人再度丧失了国家主权；巴勒斯坦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偏远省份。
在这次传道中，耶稣把犹太人的道德教训转化成了宇宙大爱。
当时有许多讲道人和先知，耶稣只是其一。犹太教的领导阶层对这些讲道人心生疑忌，跟罗马人联手合作，并将耶稣处以死刑的也是这些犹太领袖。但不同于其他精神导师的是，耶稣在死后复活了——至少他的信徒这样相信。
在今天，很多上教堂的人或许以为耶稣不过是个心灵导师、先知或贤善之人，但他不仅如此。耶稣的信徒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那代表着为了拯救人类，使其免于毁灭——这是人类原罪的后果。因为他们把邪恶带入这个人世，上帝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只要相信耶稣，你就能够得救，死后不但不会被打入地狱受火烧之苦，更能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
结果胜出的是另一方。他们说，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崭新宗教。你不必先变成犹太人，所有法规都可以置诸脑后，基督已经把我们从那些戒律当中解放出来；他关于爱的教诲凌驾于一切律法之上。这是早期基督教会一位伟大传教士保罗的观点，有人甚至尊保罗为基督教的鼻祖，因为耶稣死的时候，这个信仰还只是犹太人的家务事。耶稣是犹太人，他的徒众也是，有些人希望就这样保持下去，而因为保罗确凿地指出这是所有人的宗教，自此而后，基督教就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宗教——至少开启了这样的可能。接下去的三百年间，它被广为传播，在罗马帝国的每个角落开花结果。
这个混合体的第三组人马，是入侵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蛮族。他们原本住在北方边界处，在公元400年之后大举入侵，到了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已被他们毁灭。欧洲文明这个混合体，就在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些地方粗具了它的雏形。
关于他们的记述，最好的描述当属公元1世纪的罗马历史学者塔西佗（Tacitus），但这也可能不是第一手的资料。据他形容，这些蛮族的首领和战士一起生活、一起打仗，简直是为打仗而活：
在战场上，首领的勇气要是被战士比下去，或是战士的勇气比不过首领，都是可耻的事。如果首领倒下而你离开战场独活，那更是一生也洗刷不掉的污名和耻辱。对首领极尽保护、捍卫，贬抑自己的英雄行为而把功劳归给首领，是服从的真实意涵。首领为胜利而战，战士则为首领而战。
很多贵族子弟，如果出生地承平了好一段时间，会刻意去挑衅其他正有战事进行的部族。这些蛮族对和平毫无胃口，在危难中博得名声比较容易，更何况，要养得起旗下的战士大军，唯有凭借暴力和打仗一途。战士们总是伸手向首领要东西：把你的战马赐给我吧，要不那根血迹斑斑、代表胜利的箭矛也行。至于吃饭，不管伙食是丰盛还是普通，都被当做报酬看待。既然这样慷慨，你非得靠战争和掠夺，才供养得起。
你会发现，要劝动一个日耳曼人下田耕种，耐心等着一年一度的收成，要比劝他去挑战敌人、赢得受伤的奖赏来得困难。他认为，能靠流血换到的东西却去流汗得来，是没骨气、等而下之的事。
希腊人的观点：这是一个简单、符合逻辑、能以数学表达的世界。基督教的观点：这是个邪恶的世界，唯有耶稣能拯救它。日耳曼蛮族的观点则是：打仗是好玩的事。这些看似天差地远的元素组合在一起，造就了欧洲的文明。
只不过，犹太人不肯对君王致敬，罗马人通常会放他们一马，因为在罗马人眼里，犹太人只不过是个古怪、反复无常但面目容易辨识的古老民族，它据于国土的一方，有自己的神庙和守护神；对比之下，基督徒却在奉行一种新宗教，而且什么人都可能是基督徒，什么地方都可能有基督徒。罗马人认为基督徒是颠覆分子，必须铲除而后快。只不过罗马人当时如果持续迫害下去，这个目标说不定早已得逞。
可是，奇迹发生了。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成为一位基督徒，或者说至少公开表态支持基督教会。他认为基督教的神可以眷顾他，让他的帝国超越其他所有帝国。当时基督教距离跻身主流信仰尚远，这个一国之尊的统治者却张臂拥抱；他拿钱资助教会，为主教的统治权背书。五十年后，另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君主更禁止异教，独尊基督教为国教。如此这般，在耶稣于罗马帝国一个纷争不断的偏远省份传教四百年后，基督教成了这个帝国正式也是唯一的宗教。
信奉基督的学者认为，古希腊和罗马的伟大哲学家与道德学家只触及了部分的真理，基督教教义才理所当然是完整的；不过，这些希腊哲学家可以作为引导，让大众走向真理、辨明真理。因此，虽然他们是异教徒，基督教会还是保存了他们的著作并善加利用。这是第三个连结：基督教会将希腊和罗马的智识成就保存下来。
日耳曼蛮族侵犯罗马帝国的时候，并没有摧毁它的意图。他们的目的在于攻城略地，想占夺最肥沃的土地以安家落户，好好享受人生的美好东西。他们愿意承认罗马君主的统治权。问题是，在公元400年之后，太多蛮族来到，侵占了太多土地，罗马的君王已落得无辖地可治。事实上，罗马帝国之所以走到尽头，就是因为疆土已无剩余，没有领地可以统治了。
这是一群很特别的征服者：他们接受了被征服者的宗教。教会明白告诉这些新来的统治者、国王和贵族，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奉行基督信仰。这是最后一个连结点：日耳曼蛮族支持基督教。
从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崩灭开始，直到1400年左右。历史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中古时期或中世纪。有些历史学者采用宏观角度，认为公元1400年即是现代（近代）的起点。以这种观点来看，欧洲历史可分成三个时代：古代或称古典时期、中世纪、近代。
这种“如果有人打你耳光，你就转过另一边让他打”的宗教，却受到一群好战的钢铁硬汉的撑持，这是何等地矛盾？不过，表面上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因为自从君士坦丁大帝改信基督教并订其为正式国教后，这个宗教对于暴力的想法也开始有了转变。既然政府不可能不打仗，教会如果希望得到政府支持，就得点头同意，认可政府有时可以因为公平正义而出兵打仗。
骑士也要保护弱者，尤其是保护出身贵族的名门淑女。由于战斗被赋予了这种新的道德意涵，一个男人要借由一种犹如宗教的仪式才能成为骑士。他把剑放在基督教堂的圣坛上，由国王为他佩戴后，这名骑士才能拿它到外头去行善除恶。
保护女士、敬重女士的风范在欧洲文化中源远流长。骑士绝迹之后，演变成为“绅士”风度。绅士是基督教骑士的后裔，有女士进入屋内，即刻起身以示尊重；女士不落座，自己不可就座，见到女士必须点帽檐致意。
但近代的女性主义者却对这样的尊重抱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她们不希望自己被捧得高高的受人致敬，她们要的是平等。在争取平权的运动中，她们占有高度的优势——从高台上起步当然胜过从脚下的平地。由于欧洲文化原本就有这种程度的尊重，大众对女性主义可说是相当平和地接受。这点与其他文化有很大的不同。
基督教会对古希腊和罗马学术进行了积极主动的保存；教会并不光是把一些智慧典籍放在橱柜里束诸高阁。这些文献能够留存下来，让今天的我们有机会拜读，是因为整个中世纪基督教会都在抄写，一再地抄写。当年没有印刷术，书本会腐烂、会枯朽。诸多希腊罗马的珍贵文物之所以留存至今，是拜修道院里的修士之赐，虽然他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在抄写什么，因此错误百出。
教会的做法是截取它想要的段落，把这些断章取义的点点滴滴汇集起来，再将它和摘自《圣经》的段落编在一起，构筑出一套基督教神学，也就是一套关于上帝的世界和上帝救赎计划的记述。如此这般，希腊的哲学思维、学术知识和逻辑观念全都被征去服侍、支持基督教了。若有新发现的古文献出土，这些学者们也不惊不扰，把它编进新版的神学里不就得了。
我们知道，蛮族现在变成了信奉基督的骑士，也知道希腊和罗马的学术被拿来支持基督教。而教会，就居于这个怪异的结盟体之间运筹帷幄，努力维系这个体制于不坠。学术是基督教的，骑士也是基督徒，这个世界成了基督教王国，是耶稣基督的天下。
公元1400年后，这个怪异的联盟开始崩裂，历史学者所称的“近代”于焉展开。
时至公元1400年，这个混合体开始分崩离析，它的分裂首先始于文艺复兴。
它的改变在于不再使用古代知识来支持基督教会的神学，而是有许多学者，主要是在教会体系之外，向往希腊和罗马在创造这些知识时的世界样貌而意图加以拟造。他们希望像古代艺术家那样从事艺术创作，希望建造出类似他们的建筑，跟他们一样读写拉丁文，所思所想俱与他们相同。他们想回到过去那个非基督教的世界——但这样的世界已被教会藏匿起来，因为教会只把这些知识利用于遂行自己的目的上。
文艺复兴学者现在进入了一个思想奔放的世界。怎样生活最好，想些什么最好，古代哲学家和道德家早就百花齐放，在观点上百家争鸣，但他们的辩证和推论并没有被传承下来，因为基督教会已经给人民的思想紧紧裹上了束缚衣。
不过，文艺复兴学者并没有直接攻击基督教。他们的个人态度或有不同，但大致上对基督教采取的观点颇类似于古人的宗教观，那就是：宗教是个基本的存在，大体而言是件好事或者说有存在的必要，只是世界上还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关注。宗教不该钳制生活和思想的一切，而这正是教会一贯的目的。这样的钳制一旦被打破，欧洲的思想反而变得比过去更大胆开阔、天马行空。
随着文艺复兴来到，欧洲社会开启了它漫长的世俗化过程。在世俗的世界里，宗教可以存在，但是属于私人事务，或是一群人受到某些信念所吸引的结社团体——就像我们今天的世界。宗教不能左右社会，不能强制每个人遵守规定和仪式，也不能宰制思想。
一如艺术历史学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所言，裸体像和裸露的身体是有分别的。裸体像本身展现的是丰富的力与美，它是一种恰到好处的状态；裸露的身体就只是没穿衣服而已，而且因为没穿衣服而显得自曝其短。
从裸体作品到罪恶的赤身露体再回归裸体作品，可以代表古典时期到中世纪再到近代的意涵演变，而这正是文艺复兴对它本身的理解。
你需要神父听你忏悔，赐你宽恕，教你如何赎罪。神父可能要你念百遍千遍的圣母玛丽亚或指示你去朝圣，或者如果犯行重大，会要你到圣坛之前乖乖接受鞭笞。如果你是有钱人却快死了，他可能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除非你把大笔财富留给教会，否则你进不了天堂。
在中世纪，大部分的神父、主教和大主教加入教会，并不是因为宗教情怀或特别虔诚；他们加入教会，是因为它是当时最庞大也最有钱的组织。领圣职就跟今天你去当公务员、进大公司、进政坛或进大学没有两样，可能是为了一份稳定的差事、有兴趣的工作或高薪，也可能是为了吃香喝辣、施展权力。在教会里，你有的是机会捞油水、发横财，还能替亲戚朋友谋职找事，让他们鸡犬升天。
马丁·路德是个修士，对自己的宗教非常认真。他对自己的救赎充满煎熬：“我，一个满身罪恶的人，必须怎么做才可能得救？”一天，他读到《圣经》中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书信，顿时豁然开朗。保罗说：“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得救。”马丁·路德从这句话里做出推论：
你根本不必做任何事就能得救，尤其不必对神父的指示言听计从。你只要相信上帝、抱持信仰就行了。
《圣经》，是马丁·路德据以批评教会的关键。如果《圣经》上没写的，教会就没有理由去坚持或执行哪个训令。《圣经》是唯一的权威。和罗马教廷决裂后，马丁·路德第一件事就是把《圣经》翻译成德语，使得人人都能阅读、成为自己得救的主人。
宗教改革运动，是以《圣经》的训示和教诲为据，对罗马教廷进行改革的运动。它希望重塑早年的教会生活。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信息是：基督教并不是罗马人的宗教。
启蒙运动不是革命运动，甚至不是政治性的运动。它是由一群学者、作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推动，这些知识分子相信，一旦理性与教育变得普及，迷信和无知自然会消弭于无形，人民也就不会相信神迹或君权神授这类的胡说八道。只要人民得到教化，民智自然开启。
在这本百科全书里，你会在哪里找到上帝呢？在D（Dieu，神）和R（Religion，宗教）字首的条目下。这是一套以字母为索引的知识库，光是以字母排序这个动作，对号称掌握最高真理的教会来说就是一大冲撞。它对所有知识一视同仁，施予同样的理性测试。
举例来说，谈到崇敬（adoration），这套百科全书的建言是：“对真神的崇敬应该不偏离理性，因为神是理性的创始者……”
曾经贵为中世纪文明中心的教会，现在是一片空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运动，各以不同方式削减了教会的权威。
希腊雅典的三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哲学方面举足轻重。有人说过，整个西方的思想传统无非是柏拉图的注脚。这三人之间关系密切，苏格拉底借由“思辨”宣扬哲学观点，柏拉图是他的弟子，将老师的思想与对话记录下来，亚里士多德则是柏拉图的学生。
。苏格拉底大可趁机潜逃，说不定那些官员还暗自希望他逃之夭夭，但他却拒绝逃跑。他问：“既然我不能永远活着，那又何必苟且偷生？活着不是目的，好好活着才是。我曾在雅典的法治下过着很好的生活，如今我已准备好接受惩罚。”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是充满了哲学思辨。直到他的镣铐被取下，他还在发表高论，说痛苦和享乐只是一线之隔。
他被判处服毒芹汁自绝，必须在一日将尽时服下毒药，他的弟子求他晚点再喝，现在太阳还没下山呢！苏格拉底回复道，要是他这样偷生，自己看了都觉得荒谬，他平静地接过毒药一饮而尽，全无半点神伤，很快就药效发作而亡。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将自然世界和宇宙——不只是地球，也包括天文领域——的知识做了极好的整理。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宇宙观即是他的学说，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中被推翻，不过他关于清晰思考的理论迄今犹存。
现代的西方医学也可远溯到古希腊，尤其是生于公元前5世纪，雅典辉煌时期的市民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他的论著迄今犹存，不过想必是好几位遵照他的医疗方法和原则行医的作者编撰而成。
当我们谈到罗马帝国的灭亡，总会给它一个年份：公元476年。不过，这一年灭亡的只有西罗马帝国；说希腊语的东罗马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又继续存在了一千年。君士坦丁堡原是希腊的一个城市，本名为拜占庭（Byzantium，以拉丁文发音），东罗马帝国因此也被称为拜占庭帝国。
当然，那些帝王并不喜欢外邦人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掠夺，于是他们派兵去镇压或驱逐这些入侵者，但只能说偶有斩获，最后的结果通常是：日耳曼人依然像是他们领土中的化外之民，到最后，罗马帝国已经没剩多少土地能够治理。不过，日耳曼人认为这里还是应该有个帝王才对。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些侵略者找来一个罗马人当他们的皇帝。
这场闹剧终于被一个日耳曼将军打断。他决定不扶植傀儡政权，由自己公然称王。这是公元476年发生的事，不是什么波澜壮阔的最后战役。这位日耳曼领袖叫做奥多亚克（Odoacer），他接掌了帝国，但并没有自封为帝，而是自称意大利国王。他把西罗马帝国的王权象征——皇冠和王袍——包好，送到还有另一位皇帝在位的君士坦丁堡去，等于承认了那位皇帝的治权。
第三次的大侵略来自穆斯林，时为7世纪到8世纪，距离日耳曼蛮族入侵仅仅两百年。伊斯兰教始祖穆罕默德原为阿拉伯商人，得到神的天启后创立该教。他这支借由神助发展出来的宗教，与犹太教和基督教有紧密联系；穆斯林也承认耶稣和耶稣之前的先知们确实是先知，但深信穆罕默德是世上最后一位先知，能指引大家走向唯一真神安拉的怀抱。
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西班牙成了中世纪欧洲最文明的区域。不识字的阿拉伯蛮族南征北讨，一路上向他们征服的民族学习，包括拥有高度文明的波斯人，和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
维京人，又称诺曼人、北欧人，是最后一批侵略者，在9世纪和10世纪，也就是继伊斯兰进占后的两个世纪，横行于整个欧洲。
露天的长船只能在夏天出海航行。一开始，维京人会在夏天出征，返家过冬。他们的目的在于掠夺：抢走贵重物品，一些能够运载回去的东西。不过，在搜猎贵重物品的同时，他们也靠掠夺维生，食物、马匹、女人什么都抢，并不仅是取其所需。他们是意志坚定的恐怖分子；不只偷袭、抢劫，更大举烧杀掳掠，拿不走的东西也全部摧毁。他们的目的是制造全面的恐慌，他们心狠手辣，民众闻风莫不丧胆逃命。北欧传奇故事中有个维京战士被称为儿童卫士，因为他拒绝用矛尖刺穿小孩，把他们开肠剖肚。
诺曼人说他们自己的一种法语，之后融合各方语言，最后变成了英语。英国社会到处都是侵略者，不过1066年后就不再有外族入侵。
外界对欧洲的侵略在10世纪后偃旗息鼓。维京人受到劝服在此建立家园，传教士前进到挪威、瑞典，把它们都感化成了基督教国家。贸易重现生机，城镇开始扩张。现在，欧洲社会不但变得稳定，甚且强盛到可以远征去攻掠别人了
。哥伦布原本要去中国，结果无心插柳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个发现的回报远远超过失望，因为资助他的西班牙王朝从此掌握了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金山银矿。最早抵达亚洲的是葡萄牙人，但被竞夺印度统治权的英法两国和争夺东印度群岛（现在的印尼）的荷兰后来居上，给扫到了一边。
罗马盛世终到尽头
这比较像是真正的“灭亡”。5世纪时，日耳曼蛮族的进攻集中在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因此得以幸存，且经济、政治上或许更为富强，但它的江山也开始一步步丢失。7世纪到8世纪，一大块疆土被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侵略者夺走，9世纪，土耳其人借道亚洲大草原接踵而至。他们从东罗马帝国手中夺取了现在称为土耳其的地方，并于南进和西征途中纷纷改信伊斯兰教，整个中东都落入他们的手中。
6世纪时由查士丁尼大帝所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Hagia Sophia，意为“上帝的智慧”），被改建为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土耳其人本身也建立了一个帝国，称为奥斯曼帝国。这个帝国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画下了休止符，当今的土耳其就此成为一个世俗国家，虽然绝大部分的人口还是信奉伊斯兰教。最初为基督徒所建，后来变成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如今成为宗教博物馆。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当初将古希腊学术保存下来并仔细研读的基督教学者，亲自带着这些珍贵手稿逃到了意大利。他们在此受到热烈欢迎，因为文艺复兴学者正四处搜寻古典文献。
因此，你或许会想，由此看来代议制度也还不错，人民的无知和偏见不至于让国家失序。如果你也抱持着这样的立场，那你的看法就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很接近了。
这三位希腊大哲学家对雅典的直接民主提出严重质疑，拜他们的批评之赐，我们对它的运作方式有了了解。他们指出，人是善变无常的、优柔寡断的、浅薄无知的、容易被操弄的，而政治是一种精细的艺术，需要智慧和良好判断，这不是每个公民都拥有的特质。这三位哲人对我们目前的代议式民主应该会欣赏得多。无论我们对现在的民意代表有什么样的不满，相较于全体普罗大众，他们的教育水准还是高些，识见也丰富通晓些。
我们的政治人物是受一套行政体系的引导，这个体系中不乏多位能人贤士。如此，我们的人民并不是直接治理国事，而是借由那些对整体政府事务有丰富经验又有思考能力的人作出一份贡献。只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不会把我们的制度称为“民主”。
伯里克利的演说比林肯长得多。以下是几段节录：
我们所以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这个国家是由全体公民治理，而不是操在少数人手上。在解决私人争端方面，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在指派公共职务方面，优先的考量是个人的实际才能，而不是所属的阶层地位。
一如希腊城邦，他们也有公民大会，大会的缘起也是一群武装军人的集会。罗马所有的公民都得打仗，武器装备还得自备。你可以依照你的财富作出贡献。有钱人可自备坐骑加入骑兵部队，这在罗马军里只占了少数，其他的全是步兵，但等级有别：一等兵有全套武装，佩剑、盔甲、护盾一应俱全；次焉者武器装备略逊一筹；第三等的只有一根长矛或一支标枪；最末等的步兵团，也就是最穷的人，只能分到一个弹弓，外加一块用来包石头的布巾或皮革。
总票数为一百九十三票，以阶级地位为据，分配于这些团体，其中九十八票属于骑兵和一等步兵，在一百九十三票当中占多数，虽然地位低微的三、四、五等步兵人数最多，但只要骑兵和一等步兵团同意，根本不用询问其他人的意见就可做决定；实际上也常是如此，骑兵和一等步兵两组人马即可拍板定案。
基本上每个男人都有参政权，但有钱人的声音最大。
一边是布鲁图斯和他的密谋同伙，一边是恺撒的亲朋好友，双方互斗不休。最后，恺撒的养子屋大维（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战胜群雄脱颖而出，于公元前27年以奥古斯都（Augustus）的称号，成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
西罗马帝国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是结构非常原始的国家。国王，也就是先前的日耳曼战士首领，他将土地分发给自己的子弟兵，而这些下属必须提供国王打仗所需的战力作为回报，一个国家就建基于这样的关系上。如此，国王不必征税或成立繁复的政府体系即可拥有军队。经由这种方式握有的土地后来被称为封地，拉丁文的“feudum”即是从这个名词演变而来，之后再演变成英文的“feudal”（封建）。
“君主专制”这个词可能有误导之嫌。它不表示欧洲的君王能够恣意地为所欲为，他们并不是暴君；一般情形下他们有义务维护法律，确保司法以公平对待臣民；若是国家安全有虞，他们自己也可以处理。只是他们提倡“君权神授”的观念，指称国王是上帝派到凡间的使者，所以万民必须服从，这比起早期君王的说辞更为浮夸，但君主自己也得受这个规范的限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治国成绩终究要受到上帝的审判。当然，比起之前的封建君主来，他们显得更尊贵、更遥不可及。君主与臣子互相亲吻的仪式不再，现在你得跪在国王面前，看他要不要把手伸给你亲。
就这样，英国国会让自己成了宪政体制的一个常设单位。整个过程没有流一滴血，史称“光荣革命”。国君依然握有相当的权力：挑选首长、拟订政策、缔结条约、对外宣战。不过，由于国君只能在国会同意下得到税金，国君选出的行政首长必须获得国会的支持。久而久之，这条限制就衍生成这样的制度：表面上国家的执政者是君主或王室代表，但无分大小国事，他们都得听从各部会首长的建言，而这些首长必须向国会负责。这是英国现行的制度，所有跟着英国西敏寺萧规曹随的国家政府亦是如此。
欧洲的历史是从一个伟大帝国和它的崩灭开始的。欧洲从罗马帝国汲取了太多东西，欧洲的形成因此深受这个帝国的崩灭的影响。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为他的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取的名字，已经深深烙印在我们脑海。
即使在今天，教皇依然拥有他个人的领土：梵蒂冈城。城虽不大，但毕竟是他自己的领土，并不是意大利的一部分。历代教皇一直担心害怕，如果自己不是领土的最高元首，他们的独立地位就会化为乌有。想想看，要是梵蒂冈仅是意大利的一部分，意大利可能通过法令，说所有阶层必须工作机会平等，包括教会组织。如此一来，教廷可能会因为从未任命女性为主教，遑论女性教皇而接受调查。意大利政府可能会对教廷的财富课税。说不定意大利还会通过立法，要梵蒂冈在所有的公共厕所里，放置保险套。
他向东罗马帝国皇帝求援，但皇帝正为应付入侵的穆斯林忙得焦头烂额，教皇于是转而寄望阿尔卑斯山之北的法兰克人。日耳曼民族在西方建立了许多国家，法兰克是最强盛的一个。信奉基督的国王丕平（King Pepin）南下意大利，平定了伦巴底人。他也许下重诺，要将罗马周遭一大片土地留给教皇，让教皇全权拥有。虽然疆界历经多次更变，教皇这块地盘一直幸存着，直到19世纪，意大利成了一个统一国家，教皇的王国才缩减为它今天所拥有的方寸之地。
查理一世，或称查理大帝，是丕平三世的儿子。他大大拓展了法兰克王国的疆域。他的领土横越比利牛斯山，远抵意大利，达于包括了他父亲分给教皇的土地在内的意大利中部；东至奥地利，深入现代德国的地盘。自从罗马帝国灭亡，除了希特勒和拿破仑昙花一现的称帝时期，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曾经拥有如此广袤的疆土。在日耳曼，查理大帝和当地一些没有进入罗马帝国的东边异教徒萨克森人正面交锋。萨克森人不信基督，查理大帝给他们两条路选：要不皈依基督教，要不被当成奴隶运回他的帝国本土。
查理大帝虽然自我教育的成效不彰，但他提倡教育，对饱学之士也鼎力支持；他下令学者四处搜寻古代经典，进行抄写。当今所有留存于世的拉丁文作品几乎都是查理大帝掌政时期的复制本。没有他，这些经典遗产留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跟全世界的国王一样，这位德意志君王兼皇帝也为了压制地方强人而伤透脑筋——这些人有的还是他的选举人。由于皇帝必须巴结选举人才能登上宝座，有时候他不仅不敢施展帝威，反而退让三分。除了地方上的权力斗争，数百年来皇帝还涉身于另一场争斗，对手是论权力、论地位都势均力敌的人物：教皇，使得情势更加复杂。
皇帝和教皇之争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甚至是真正的兵刃相见、战场交锋。你或许会问，教皇要怎么打仗呢？由于他本身也是一国之尊，他有自己的属地可以征税，他就拿这笔税收来征雇士兵。他四处寻找盟友，有时候会跟一些不想屈从于皇帝之下的王侯合作，打个比方，就像打开皇帝他家的后门来捣乱。中世纪时期，北意大利的市镇成为欧洲最富庶的地区，而皇帝的江山已经远届南部这里。这些城镇不喜受皇帝掣肘，有时也会主动和教皇结盟，联手去打皇帝。他们时常扮演墙头草，哪边对他们有利就归顺哪方。
教皇和皇帝的互斗始终是僵持的局面，从来没有一方得到过完全的胜利。他们就像老板和伙计之间的斗争；有人罢工有人以开除要挟，有时局面火爆而惨烈，不过你知道最后总会解决，而且世界上永远都会有老板和员工。教皇和皇帝之争要说有什么意义，那就是教皇从没说过自己是皇帝，皇帝也从不以教皇自居。双方都承认对方的存在有其必要，争的只是彼此的相对权力。这是西罗马帝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也是它和东罗马帝国的分野所在。
在东边，依照君士坦丁堡的规矩，皇帝不但是整个帝国世俗事务的统御者，也是教会的统治者。他们也有个最高主教，但这位最高主教由皇帝指派，也归皇帝管辖。在西边，教会和国家则是分开的两个权力单位，各有各的权威。这对国王来说是个不曾或断的障碍，让他无法号称普天下都是他一个人的。
反观中欧，教皇和皇帝一直硝烟不断，两大权力中心为了互斗，宁可把自己在国内的权威当成交易拱手让人，结果，地方权力不减反增，小虾米变成了自治体，根本不把他们的君王放在眼里。近代（公元1400年以降）欧洲两大脱胎换骨的运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都发生在这里。这两大运动何以发生很难说得清，何以在此处发生则比较容易回答。
意大利北方诸城，文艺复兴的发源地，颇类似于古希腊时代的小城邦。这些意大利城镇在军事上和文化上是敌对的，它们彼此征伐也互相竞技，在艺术上互比光辉灿烂。由于它们既是城市又是邦国，能将许多才智之士荟萃于一地；它们的贵族也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他们住在城市里，并不把自己的领地当做天经地义的居家所在。城市生活的多元与活力，是这整个社会的特色，在这样的地方，孕育并实践一个重建古代世界的计划因此成为可能。
法国大革命从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出发，接下来的四年，统治权落在用断头台治国的雅各宾独裁者手里；战争的危机已经过去，眼看罗伯斯庇尔还要这样执政下去，但他终于被推翻，也被送上了断头台。走中庸路线的共和国信徒试着让革命局面稳定下来，也试着驱除民主势力和君王复辟的支持者——这些人不在少数甚至与日俱增。为了对抗这两股反抗力量以延续共和生命，政府不得不动用武力，结果威信尽失。这给了拿破仑崛起的机会。先前他已因多次领导法国的革命战役，抵抗欧洲其他见不得法国共和的君权国家入侵而声名大噪。
拿破仑的父亲是启蒙运动人物，深信革命所揭橥的诸多原则，却不相信人民有权统治自己。自1789年之后，法国在这个志业上可说是节节落败，拿破仑的政见因此非常吸引人。他是独裁者中最有魅力的一个，他不准任何团体享有特权，所有国民一律得到平等对待，国家提供所有孩童受教育的机会，所有职务都要公开选才。他延揽各方人才进入政府，无论是保王派还是共和派，雅各宾恐怖政权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完全不计较他们过去在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他只交给他们一个使命：创立一个有理性、有秩序的政府体制。
然而，在你争我夺的混乱中，新政权的建立并无多大进展。拿破仑把这个任务交给自己和他的专家群。《拿破仑法典》的制订是他们最伟大的成就，这部法典以查士丁尼大帝任内编成的法典为范本，是一套能让所有事务都有所遵循的法规。
英国的工业革命并不是计划的产物。它之所以促成，是因为在英国，政府受国会掌控，为了增加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欧洲各国的专制政府对工业莫不仔细规划，又是促进又是保护。而英国的贵族阶级和土地士绅，也就是国会的组成分子，由于涉身新的经济活动，让它快马加鞭的动机更强。管制工业和聘雇的旧规都被扫到一边，形同虚设。
这两场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是痛苦的。然而，世上第一个工业兼都会国家提出了这样的远景：它将带领过去只够活命、饱受艰辛的平民百姓，迈向一种无可想象的富裕。
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文明要比欧洲文明进步。欧洲的印刷术、造纸术、火药、罗盘针和运河的水闸，皆是直接间接从中国传来。然而，世上第一波稳健的经济发展首度发生在欧洲，工业革命继之而起。而其他代表现代的标记，如代议政体和人权观念，也是发轫于欧洲。
1480年，中国明朝皇帝下令停止所有的海外探险和贸易，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被视为走私犯罪，皇帝会派军队破坏他们的居处，烧毁他们的船只。但在欧洲，没有一个国王曾经滥用或自许有这样的威权，宣布这样一个闭关自守的律令代价高昂，没有一个国王负担得起。在欧洲，当国王的总是强敌环伺，而中国皇帝的君权无人能比，这是他们拥有的优势——或者说是陷阱。欧洲国家之间相互为敌，是它们向海外扩张的一股推动力量。
在中国，权力是极其明确地集中在皇帝手里，以儒家为尊的精英文化对君权统治也支持有加。无论是个人修为或待人处世，中国人莫不以儒家思想为圭臬，它已深深扎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统治者不管有没有合法性都得熟读四书五经，而你得通过儒家经典考试才能当上国家官员。
反观欧洲，权力不但分散，精英文化也是个大拼盘，与君权统治之间的系带并不牢固。中国人非常聪明，可是他们的聪明从来不会脱轨失控，纵有奇思异想，基本上都不曾造成纷扰。欧洲社会的开放则是源远流长。近代欧洲在经济上爆发力十足，智识生活百家争鸣，皆是基于一个事实：不管是好是坏，从来没有一个单一强权掌控过它、形塑过它。它多元的历史遗产因此能被充分发掘、延伸；希腊的数学观念在科学革命时期得到实现，从而建立起科技创新的一个新基础。
